1.
因為江旻憓而起的爭拗，簡直可載入捷思（Heuristic）的教科書。
人性在解釋自己過失時會傾向歸咎外部因素；但是在解釋別人過失時則傾向歸咎個人因素。若果是好事的話就相反，是為基本歸因謬誤（Fundamental Attribution Error）。
同樣的思維可以推而廣之適用於群體，形成內／外團體偏見（In & Out Group Bias），也叫終極歸因謬誤（Ultimate Attribution Error）。
如果你接受江旻憓是「自己人」，你會詮釋她的言行乃情非得已（外部因素）；如果你否認江旻憓是「自己人」，你會詮釋她的言行屬高分低能（個人因素）。
對立的詮釋背後有更加深刻的疑問：究竟怎樣才算「自己人」？
2.
「我們反對在香港推行全民投票式的民主政治。。。從民主政治發展史看，一人一票制度，已經落伍失效，我們斷無理由要走回頭路的。」
上面的話是林行止寫於 1984 年的《信報》。
3.
「我們有一個斬釘截鐵的志願：決不會對不起明報的老讀者。如果環境變遷、條件變動，明報不可能再維持自由客觀的風格，我們立即關門收檔。」
「萬一 X X X X X X X，香港人失卻自由與法治，明報怎樣？明報當然停刊不出，我們辦報的人走得掉的就溜之大吉，走不掉就沉默偷生，活一天算一天。在此以前，我們出版一天，就一天為維護香港人的自由與法治而努力。」
上面的話是查良鏞寫於 1983 年的《明報》。
4.
是不是和大家認識的林行止和查良鏞有點不同？根據一位曾與金庸共事的前輩現身說法，早年金庸的言論比較耿直，但隨著他多番獲領導人接見，備受禮遇，極盡尊榮，金庸漸漸和體制合作。
5.
江旻憓奪金後有人抬轎，有人指罵，但對立背後有更加複雜的合縱連橫。無論「江派」還是「倒江派」，兩邊都有異鄉人，也有留港者，既有本土派，亦有進步派，撈到亂晒。
一方面江旻憓為香港爭光；另一方面她很樂意為體制服務。其實同類的事已非第一次，究竟他／她是不是「自己人」的張力令支持民主的香港人陷入糾結。
6.
個人的觀察非常粗疏而難以作準，似乎海外港人比較嚴守「大義名分」；至於留守港人比較傾向「同理包容」。
海外港人是「活在」2019 年的香港，並且期盼長此下去；但留守港人是「活在」2024 年的香港，已隨時勢調節願景。
由於海外港人擔憂與故鄉的羈絆隨歲月消散，因此較為敵我分明，延續過去黃藍不兩立的世界觀，希望香港人一如既往保持強勢的身份認同。
至於留守港人則礙於現實的壓力而長期蟄伏，因此趨向疑中留情，寧願從低做起爭取最大公因數，希望香港人的社群在失血之際仍得以存續。
7.
我們去到舊金山或者溫哥華，都會驚訝一些華人社區就像時光倒流，回到幾十年前的「老上海」或「老香港」。因為 49 年、89 年和 97 年而移民的華人，他們對故鄉的的記憶和認同都「凝結」在離去前的時代。
作為留守港人，我每見海外港人的言論，都有一種見到 Ex 的感受（雖然我沒有）。無論科技怎樣發達，都無法彌合生活在不同國度的「時差」，不只是物理上的時差，還有因政局而衍生的「時差」。只要時局不變，雙方的「時差」只會愈來愈遠。
海外港人需要注意對香港的理解恐怕「停留在過去」；留守港人則要小心對香港的理解可能「忘記了過去」。
8.
「江派」與「倒江派」除了有地理上的差異，更加微妙在政治上撈埋一碟。有些本土派選擇捐棄前嫌；有些進步派反而堅拒讓步。
米高‧瓦哲（Michael Walzer）援用俱樂部（Club）來理解共同體，你必須符合某些條件才能加入俱樂部，所以民族主義對於成員資格必然有忠誠上的要求。
至於進步陣營則崇尚《讓我們酒在一起》（The Old Oak），男主角提倡 “you eat together, you stick together.”。但就算我是最大愛包容的左膠，也不會和何君堯 eat together。
唯有團結（stick together）才能抵擋體制的不公、排外的憂患。可是瓦哲的論証對於所有政治光譜同樣有效，左膠也不會無條件地接納任何人為「自己人」，即使是進步的團結依然有道德上的要求。
因為權利和義務從來是一體兩面，必須有人願意承擔義務，其他人才可以享受權利。唯有共同的價值足以讓大家彼此承認，我們才能夠分擔義務，共享權利，避免寬容悖論（Paradox of Tolerance）。
9.
進步陣營傾向認為上述價值就是普世價值。不過很多香港人和美國人都認同普世價值，但香港人不會在乎美國隊的勝負，反而更加「肉緊」日本隊（咳咳）。
《讓我們酒在一起》的男主角能夠尊重難民，除了因為他品格高尚，更重要是他和女主角都承受失去摰愛的創傷，因而消弭同理差距（Empathy Gap），接受難民也是「自己人」。
普世價值只是構成「共同體」的必要條件，遠非充分條件。共同體的建立還需要歷史，故事裡有我們參與的位置，從而和逝者、生者、還有後代構成連結（partnership）。
10.
1996 年 7 月 29 日，李麗珊拿到香港史上首面奧運金牌。林行止連續兩日（7.30、7.31）在《信報》恭賀並討論李麗珊奪金。接著 8.1 林行止便寫下〈語重心長理不彰 民主自由莫混帳〉批評查良鏞。
當年查良鏞在書展的演講為九七後的體制護航。他說若報館老闆阻止記者發表文章，無關新聞自由，只屬「勞資分歧」；又謂英國首相和美國總統「不是一人一票普選選出」。
林行止形容「查氏這番詮釋，顯示他難逃『屁股坐在那裡』便發表什麼意見的窠臼，期待他站在港人立場發言，已屬不設實際。」
林文隨之澄清英美普選如何運作，「長期讀者知道，我們並非熱衷支持在香港實行速成式的一人一票普選；這種看法，於今未變。。。但不少香港商界精英 —— 經濟既得利益階層 —— 毫不猶豫地認同北京路綫，我們以為是大可不必的。」
有趣在林行止援引的「理據」來自他讀過喬姆斯基的書，後者當然狠批美帝的民主袒護資本主義，但對林行止而言卻是可喜可賀，「民主根本不礙事！」最後他規勸精英「沒有必要遺棄所學、昧著良知，為了附和北京而成為反民主的急先鋒。」
隨後《信報》刊登查良鏞的回信，字裡行間顯見相當不滿，「此篇『莫混帳』之社評，則實在『混帳』太甚，令人扼腕太息。」
查良鏞辯稱當日他只是說英美首長並非「直選」產生，「不加查核而率爾立論。。。似與先生平素高尚品質有間。」
今人對林行止和查良鏞的不同印象便是由此而來。2018 年查良鏞去世，林行止接連寫了三篇悼文回顧他與查的交誼，詳述兩人互有「心病」的種種因由，前述文章正是原因之一。「查良鏞先生的政治理念和手腕，則非筆者所敢苟同！」
11.
查良鏞和林行止都是香港人，兩人的生平毋庸贅言，沒有香港他們斷無今日成就。
林行止同樣備受領導人看重，據聞朱鎔基也是《信報》的長年讀者。無數名士始於當體制的座上賓，漸漸便會樂於當體制的代言人 —— 但林行止沒有。
其實林行止和查良鏞都曾明言批評普選。然而學無常師才能轉益多師，林行止的立場沒有囿於年歲而蔽於一偏，反而隨著閱歷而更加進步。
我們都參與了「香港故事」的不同角色，呈現了「香港精神」的不同面貌，但總有更好的人值得學習。在查良鏞和林行止之間，請以林行止為榜樣；在江旻憓和李慧詩之間，請以李慧詩為楷模。
12.
人生的經驗在在告訴我們，高高在上的指指點點和冷嘲熱諷都無法改變人，反而會觸發確認偏誤（Confirmation Bias）甚至逆火效應（Backfire Effect），令對方朝相反方向抱團。
我們和古代人沒多大分別，也許古代人相信怪力亂神令世界運轉，但絕太多數現代人也不清楚電腦怎樣運轉。我們只是相信科學，因為我們所屬的團體（老師、專家、信任的友儕）都這樣認為。
人是政治動物，我們有賴群體的協作才能生存繁衍，人願意為共同體而死，背後有演化上的淵源。所以人性會優先保護所屬的團體及其信念，合理化已經習慣的世界觀（System Justification）。
13.
《我推的孩子》充滿發人深省的情節，最多人討論炎上風波（第 5 – 7 集）。接拍真人騷的男主角發現節目的問題不在於假，而在於追求逼真效果。
在公眾面前呈現真實的自我，一旦與多數人相左便會受傷。反而收藏真實的自己，活在主流期待的「人設」之下，能夠保障自己在所屬的團體受到歡迎。不過代價就是像男主角般充滿壓力，而且「人設」會漸漸同化真我，當你戴慣了面具就不想脫下來。
對於很多人來說，被排擠的「社會性死亡」比真正的死亡更可怕。若果我們還有善意想改變對方，理據是重要的，但更重要是讓對方有出走的動機，有成為「自己人」的機會。
14.
我沒有在爭拗站邊，因為歷史告訴我已非第一次；還有歷史提醒我捧得一個人太高適足以害之；而且歷史安慰我即使有天之驕子為體制所用，人民也不會盲目崇拜偶像，依然擁有常識，守護尊嚴。
林行止的文集特別收錄了當年讀者投書《信報》聲援他，「是我十多年所讀到最精彩的文章之一。。。大快人心！」
只要人未死故事就未完。沒有所謂時間能夠改變一切，我們唯一能夠改變的只有自己而已。
15.
最後一定要感謝張家朗。
參考文獻
葉浩《政治時差．時差政治：敘事共時性作為民主政治的一種想像》
雨果‧梅西耶《為什麼這麼荒謬還有人信？揭開你我選擇相信與拒絕相信的心理學》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