弁言
香港本事出版社推出由吳學昭（吳宓千金）編註的《錢鍾書楊絳親友書札》。過去錢楊伉儷與多位名士的書信從未曝光，經由吳女士整理終於得見天日，學術價值無法估量。
吳學昭在序言披露中國歷史的一大悲劇，楊絳生前已將「某些親友」的書信悉數銷毀，後世無望知曉內容。楊絳臨終前將餘下書信全權交託給吳女士，俾讓珍貴的史料有幸傳世。
一、錢鍾書盛讚余英時
昔年余英時和馮衣北就陳寅恪詩文在《明報月刊》筆戰，雙方交鋒都收錄於《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》。今人早已知悉所謂「馮衣北」其實是以胡喬木為首的團隊，而且文壇盛傳胡喬木在筆戰中請錢鍾書幫忙。由於胡喬木在政治運動裡保護過錢鍾書，讓他去編《毛選》英譯，所以胡喬木可謂錢鍾書的恩人。
環顧《書札》首數錢鍾書與宋淇的華翰最為矚目，除了兩人都名重天下，魚雁之中還見到余英時的蹤影。過去讀者只能從〈我所認識的錢鍾書先生〉看到余對錢的推許，但從不清楚錢對余的點評。
源於當年宋淇正在香港中文大學任職翻譯研究中心主任，邀請錢鍾書來港，擔任新亞書院「錢穆講座」訪問學人。錢鍾書回信婉卻，並且寫到「余君英時之中國學問，博而兼雅，去年所晤海外學人，當推魁首，國內亦無倫比，頗有書札往來。」（《書札》p.54）
二、宋淇狠批錢穆
讀者只要細閱《書札》便估摸到楊絳銷毀了什麼信件，吳學昭也在序言解釋楊絳礙於「時忌」先在香港出版《幹校六記》。但從對方書信仍可窺見錢鍾書的心跡，宋淇在信中狠批錢穆可謂不留餘地（《書札》p.54、p.99）。筆者除了深感震撼，沒有資格遽斷是非。
然而宋淇的坦白如實反映清末以降的學風。為學當如胡適、吳宓、陳寅恪、傅斯年般中英兼善、學貫中西，始能獲得士林敬重；反之只諳中文、崇尚國故，則被目為未窺堂奧。因此錢穆遲至 1968 年中研院第七屆遴選方能當選院士；可是宋淇和夏志清則對錢鍾書對崇備至，甚至可謂五體投地。
三、夏志清：我追不追得上錢鍾書？never！
宋淇在信中透露他在一個場合見到夏志清，席上還有周策縱，以及一名不服錢鍾書的人。
「最近有機會和志清兄匆匆一晤，席間有人指出其為文捧先生過分，有失自己大師的地位，志清兄答得甚妙，以手指周策縱云，周公的學問比我好，如果我早生幾年，得讀幾年私墊，自己再多用點功，自信可以追得上他，錢鍾書先生，never！我無論有多好訓練，無論如何拼命，永遠追不上他！你們說我捧他太過，我還嫌捧得不夠。責難者無言以對。志清可愛之處即在此種地方。」
《錢鍾書楊絳親友書札》p.76
通觀書信可知宋淇和夏志清不是追捧學術明星。宋淇點評海外中國通時，便對林培瑞（Perry Link）的京片子「聞聲起敬」（《書札》p.94），但再說到一眾老外都學白話，沒學古文便深以為憾，至於夏志清在言談之間自愧不如的也是舊學根基。兩人推重的不是頭銜或者學歷，而是「舊學商量加邃密，新知培養轉深沉」的融會傳承，余英時和錢鍾書過世之後便所剩無幾。
四、宋淇：錢鍾書就是樞密院法官
《書札》除了有些「學術八卦」，更多的是向錢鍾書問學請益。拜讀《書札》能從多位家學淵源的名家學到最典雅的中文，去雁來鴻的疑義相析都極具價值。
茲舉宋淇向錢鍾書請教一句看似簡單，其實內有乾坤的辛棄疾名句：「不恨古人吾不見，恨古人不見吾狂耳。」後人對第二句向無異議，但一直有兩派為第一句的意思爭論不休。
甲方：我不恨見不到古人，我恨古人見不到我狂。
乙方：我不恨古人見不到我，我恨古人見不到我狂。
宋淇將爭論比喻為爭訟，「大家決議上訴倫敦樞密院，而這位法官，非先生莫屬。」蓋因九七之前香港還未有終審法院，終審權隸屬倫敦樞密院。宋淇意謂當世之下唯有錢鍾書可為這宗學案定紛止爭，以釋群疑。最後錢鍾書判甲方勝訴。（《書札》p.61）
五、結語
錢鍾書去世後，余英時寫下〈我所認識的錢鍾書先生〉回顧彼此交誼，特別引述錢鍾書寫過〈閱世〉一詩感慨世變，更意味深長地說不會「箋釋」錢詩以免「索隱」之譏。
後經前輩點撥，筆者細讀李慎之的悼文（《書札》p.404 – 411），才知錢鍾書一直周濟朋友，「不但施不望報，而且力避人知」；而且「解構」一語來自他「應別人之請翻譯」；還有最重要是〈閱世〉的來歷。
「九年前的夏天（按：錢鍾書於 1998 年離世），長安街上的鮮血大概還沒有沖洗乾淨，我去看他，他給我看了新寫的一首七律，寫的是：
閱世遷流兩鬢摧、塊然孤喟發羣哀。
星星未熄焚餘火，寸寸難燃溺後灰。
對症亦須知藥換，出新何術得陳推。
不圖剩長支離叟，留命桑田又一回。
我們相對黯然。」
《錢鍾書楊絳親友書札》p.409
查閱《槐聚詩存》，錢鍾書在 1989 年只留下〈閱世〉一首詩。＊李慎之續說：「我相信海內外無論甚麼樣的有識之士，對中國的命運無論作甚麼樣的推測與分析，也不會超出錢先生的卓見以外 ——『對症亦須知藥換，出新何術得陳推。』」（《書札》p.409）
晚年錢鍾書為楊絳的《幹校六記》寫下〈小引〉，「覺得她漏寫了一篇，篇名不妨暫定為〈運動記愧〉」。「一般群眾呢，回憶時大約都得寫〈記愧〉。或者慚愧自己是糊塗蟲，沒看清『假案』、『錯案』，一味隨着大夥兒去糟蹋一些好人；或者（就像我本人）慚愧自己是怯懦鬼，覺得這裡面有冤屈，卻沒有膽氣出頭抗議，至多只敢對運動不很積極參加。」（《幹校六記》p.7 – p.8）
本來曾當「旗手」和「打手」的人最應當「記愧」，不過錢鍾書說這類人是不會的，「他們很可能既不記憶在心，也無愧怍於心。他們的忘記也許正由於他們感到慚愧，也許更由於他們不覺慚愧。」（《幹校六記》p.8）
現在有些說法很俗氣，叫什麼「學霸」和「才子」，但都不適用於余錢。筆者寧願稱呼為學問家，援用「雙峰並峙」形容兩人絕不過譽；而且雙方治學恰恰可代入「刺蝟」和「狐狸」的比喻。兩人既有學問也有鋒芒，都有過頭角崢嶸之時；都打過不少筆墨官司，熟悉近代史的讀者都清楚他們與誰有隙，甚或看過後者的怨懟，但忝為末學難以置辭。
回望人生已經不下一次：不同的人談到同一個人，觀感可以完全不同，歷史也可作如是觀。余錢大有可能就詩句的「箋釋」交過手，一方初時並不知情；一方也許身不由己。但從余英時的悼文可見即使立場迥別仍可惺惺相惜。恩怨總會成為陳跡，把持得住大節就值得尊敬。
附註
比對《錢鍾書楊絳親友書札》與《槐聚詩存》，〈閱世〉的版本有一字之別。悼文的第五句是「對症亦須知藥換」；詩集的第五句是「對症亦知須藥換」。筆者相信悼文所記是未經修訂的版本；至於詩集所載是錢鍾書修訂過的版本。由於詩詞向有異文傳世，不足為異，因此拙文沿用《書札》的版本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