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未來的戰鬥》道出不足
1. 充滿對立的偏見
台灣的無影無蹤、金樹懶獎、還有香港的鄭政恆先生，都準確點出《教宗選戰／秘密會議》（Conclave）的不足。導演太想將政治關懷放入電影之中，不但令神父的說話不像神父，而且內容的偏頗相當嚴重，充斥「進步派」與「保守派」的刻板對立。華人比較熟悉的教宗若望保祿二世（Pope John Paul II）與香港的陳日君樞機榮休主教，在教會史上都可歸類為保守派，卻與電影裡的丑角絕不相類。
在波蘭出生的若望保祿二世先後經歷兩大極權，少年時因納粹德國的侵略而中斷學業；晉鐸後則戮力支援受蘇聯迫害的同胞，是東歐得以掙破鐵幕牢籠的精神領袖。數以百萬信眾參加若望保祿二世於 2005 年的喪禮，後人對他的追念至今不輟。
至於 93 歲的陳日君樞機則因年逾八旬未能參與教宗選舉的投票，但他仍到梵蒂岡參與教宗方濟各（Pope Francis）的葬禮，並向全體樞機發表演說。陳日君憶述在聖伯多祿廣場見到方濟各，教宗形容「這是拿著投石器和石頭上戰場的那一位」，比喻他為挑戰歌利亞的大衛。當我閱讀若望保祿二世的著作、親炙陳日君樞機的課堂，即使立場不同，依然由衷敬仰他們。
2. 低下階層的憤忿
兩大學者對談而成的新書《未來的戰鬥》（Equality）也許能道出《教宗選戰》的問題。政治哲學家桑德爾（Michael J. Sandel）向經濟學家皮凱提（Thomas Piketty）透露最刻骨銘心的事，是遇到一位來自美國中部的女士。當他自介來自波士頓，還未說到自己在哈佛教書（幸好沒說），女士便心有所感向他「澄清」：「愛荷華州的人也是識字的（We can read in Iowa）。」
桑德爾從這次突兀的經驗有所反思，全球化帶來的移民、失業和貧富懸殊，皆非低下階層擁護 Trump 的關鍵。右翼民粹得勢的最大原因並非僅僅由於經濟問題，而是來自低下階層被菁英「瞧不起、不被認可和失去尊嚴的感受。」敵人的敵人是朋友，投票給 Trump 是他們的復仇。
皮凱提在對談中也向美國民主黨補刀，「我希望民主黨失去他們在最富裕地區的選票。只要他們依然在這些地區獲得壓倒性票數，就代表他們的政見有問題」。
3. 現代民主的困境
英國政治學家朗西曼（David Runciman）指出傳統的左右之分已開始失效。英國工黨、美國民主黨、德國社民黨都是老牌左翼政黨，但現在「都不再是屬於勞動者或工人 ⋯⋯ 他們是屬於受過教育的人或是年輕人的政黨。」
現今「階級」已不再只是「勞動者」與「資本家」的鬥爭，朗西曼說：「教育可能才是新的階級分化。民主政治已經被嚴重分裂成受過高等教育的人，與沒有受過高等教育的人。」誠如桑德爾解釋普羅大眾反感的是「高學歷菁英」（credentialed elites）。
《教宗選戰》映照出現代民主的困境。在分化撕裂的時代，左右兩派的票數最多都只能僅僅獲勝，但雙方都相信贏得選舉就夠，隨即按政治立場由上而下移風易俗，毋須再（假裝）在意另一半人感受。每當 51% 的勝利者試圖用權力改變由歷史造就的社會，必然會招致 49% 的忿恨，直到另一半人在選舉取而代之並且周而復始。
試觀 Trump 談到大學、法官、民主黨、進步議題時都忿忿不平，對他們的厭惡遠超普京。其頭號敵人不是專制政權；要之後快的是國內異己。自由派／進步派不屑之餘也必須回望自身，是否充滿高高在上的自以為是，才會導致《教宗選戰》的正邪對立，不斷將異己排擠成愛荷華州女士？
4. 超越左右的典範
漢娜・鄂蘭（Hannah Arendt）在年輕時投身錫安主義，直到流亡美國仍然提倡成立猶太人軍隊討伐納粹。但她不滿以色列的立國路線，主張效法美國聯邦制，讓猶太人和巴勒斯坦人同屬公民平等共存。鄂蘭在以色列的民族主義浪潮中被邊緣化，隨後更因她在《平凡的邪惡：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》批判若干猶太領袖向納粹妥協，因而得罪無數同胞。
今人常援引鄂蘭來批判美國和以色列，很易將她歸類為自由派／進步派。但鄂蘭還寫過〈小岩城事件的反思〉，得罪美國無數民權份子。她贊成用政治權力廢除不平等的法律；卻反對用政治權力矯正不公平的風俗。因為根據鄂蘭理論，社會不同政治，而是介乎「公共領域」（政治）和「私人領域」（家庭）之間的混合領域。政府應在政治層面廢除種族隔離；但不宜在社會層面強求黑白共融。
儘管我是鄂蘭鐵粉，但讀到〈反思〉一些句子也感到不舒服和不認同。然而她對人性有超越時代的洞察力：「人在每個方面變得愈平等，且平等性愈是遍及整體社會結構，（外顯的）差異就愈會受到憎惡」，「這種察覺卻會使人要求政府以審慎而溫和的方式介入，而不是沒有耐性地推行一些考慮欠周的措施。」有鑒 Trump 能兩度執政，回望鄂蘭「政治不正確」的想法仍能給予後人反思的勇氣。
重溫小岩城九人事件（Little Rock Nine），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「布朗訴教育委員會」（Brown v. Board of Education）一案裁定種族隔離違憲。阿肯色州小岩城的黑人學生獲派入讀過去只供白人的公立學校，卻遭州長的國民警衛隊、反對種族融合的白人阻攔。端賴時任總統的艾森豪（Dwight Eisenhower）派遣軍隊介入，學生才得以入校。
艾森豪可能是美國最後一位共識領袖，同樣不能被簡單歸類為保守派。他代表共和黨當選總統，不但對民權運動態度冷淡，最高法院一系列進步判決也出乎他預期，令他相當為難，因此艾森豪晚年形容委任華倫（Earl Warren）當首席大法官是「錯誤」。
然而當最高法院已就案件定讞，抵制黑白平權的阿肯色州長法伯斯（Orval Faubus）長憶述他見到總統，艾森豪以打敗納粹的將軍威嚴向他「訓話」，要求他履行法院判決，最後更不惜派遣 101 空降師保護黑人學生，體現對民主與共和的忠誠超越派別。艾森豪與 Trump 同屬右翼，但人格的差距則屬天地。
5. 打破對立的結局
《教宗選戰》值得推崇之處是結局，憑着信德當選教宗的阿富汗主教，原來是兼具男女性徵的間性人（Intersex people），長大後才發現身體內有子宮。阿富汗主教一直猶豫應否接受手術摘除子宮，合乎聖職對性別的要求。但最後他／她選擇順其自然，不必改變上帝所賜予：I am what God made me。
也許觀眾會不滿結局的 FF 太離譜。當天主教仍就墮胎、同性戀及女性司鐸而在爭拗中，何時可望能選出身為 LGBTQ 的教宗？但我願意欣賞結局，因為電影通過尊重傳統思想來支持現代訴求，上述神學思想的世俗版本就叫自然權利。
我們必須承認基督教迫害過無數異己；同時必須承認基督教是人性尊嚴的思想源頭。人的思想難以無中生有，必須通過承先啟後。近代中國篤信要徹底革命，結果招致更大災難，正是思想史家林毓生提出「創造性轉化」的原由。經過轉化的傳統可以成為革新的思想而又保持過去的認同，電影裡的勞倫斯主教正是楷模。
勞倫斯主教對寬容的佈道來自對信仰的謙卑，當人自詡正確就無法尊重異己。可是連耶穌對天父如此信任，也對十字架的苦楚有過疑問（瑪竇福音／馬太福音 27:46）。人有限而上帝無限，上帝的旨意不是人可盡然掌握。新教神學家巴特（Karl Barth）寫過一段很著名的話：
「我們作為神學家應該言說上帝。但我們是人並且作為人我們不能言說上帝。我們應該知曉二者：我們的應該和我們的不能，並因此把榮耀歸給上帝。」
古代人均壽命很短，嬰兒夭折率極高，一旦戰敗就會面臨滅族。為了族群和信仰得以存續，古人對於何謂男女會有種種今人視為「有毒」的文化。文化習俗繼而累積成為社會結構，因此移風易俗極之困難，運用政治權力撼動社會結構尤其要付出沉重代價。社會風氣終究會隨時代變化，但參考兩位主教的「創造性轉化」也許有更好解答。
6. 蔡英文是政治家
我們可從《教宗選戰》思考當下台灣。蔡英文在總統任內有許多爭議政策（勞基法、兵役制、原住民等），尤有甚者會抨擊民進黨消費在野時受壓迫的光環，執政後辜負其他受壓迫者。但她卸任前做出別開生面的決定，邀請「變裝皇后」妮妃雅到總統府表演，令我想起鄂蘭在《人的條件》形容最卓越的政治美德是「勇氣」和「節制」。
當我見到妮妃雅在孫中山像下表演，既懾服於蔡英文行動的勇氣；也意識到她節制地挑選時機，背後是兼顧兩者去表明心跡。觀照美國面對的危機，倘若蔡英文任內事事符合自由派／進步派的「信念倫理」，普羅大眾在選舉時會如何反應？蔡英文清楚部分知識份子的理想，然而她還有「責任倫理」要承擔。
我是一名左膠，無法認同民進黨所有政策，但良好的「判斷力」就是在「熱情」與「責任」之間準確拿捏，我願意尊敬地說蔡英文是一位政治家。
參考文獻
Michael O’Donnell, “Commander v. Chief”, The Atlantic
畢明〈《教宗選戰》故事宣的道是－Doubt〉，Madame Figaro Hong Kong
蔡頌然〈《教宗選戰》映後談 丘建峰：教會並非一場戰爭，而是同行〉，時代論壇
後記
請原諒在下學問不夠，無法僅從電影對白確認阿富汗主教究竟屬男生相女兒身，還是身兼男女性徵。猶幸拙文初版在 ＠threads 發表後獲 cornhuang 賜正，阿富汗主教的情況應屬間性別而非跨性別，兩者同屬 LGBTQ 系譜然而略有分別，荷蒙枉顧，謹致謝悃。
最後尤其感激《轉角國際》一眾編輯。全賴他們提攜點撥，拙文才得以完善成現今版本，非常感謝您們。